这些新探索与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又是一种内含中国法治道路和法学发展趋势的法学理论体系。
因此，满足人的需要体系与法治保障体系必须协调发展，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
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公共安全体系建设，不仅是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也包括社会安定有序和公民权利实现的安全保障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放弃了社会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的错误判断，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摘要】 人的需要以及需要的满足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文化大革命中，宪法法律被废弃，公检法被砸烂，各级党委被踢开，整个社会秩序处于严重的动乱无序状态。
政治发展方面，党执政为民的宗旨与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司法通过对所有权的保护来保障需要体系的普遍的现实性。其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深远影响。
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理念，具体表现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彰显平等价值的法理念和强调生存权、发展权等集体人权的三代人权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当中。这种法哲学思想为法和权利寻找到了现实的世俗的基础，把法权关系归结为现实的关系，即物质生产关系或物质联系，为法学理论的发展奠定现实的物质基础。人类应该在努力认识这些规律的基础上，顺应时势，依照自然规律办事。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源于马列主义，也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源泉之一。
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承续性能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的问题以及中国需要怎样的法律。
而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对法学理论的整合与重构，以及与世界法学的交流。就起源而言，法和国家均是在社会出现私有制和分裂为阶级的过程中，为了控制个人之间、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的存在而产生的。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本位的法权理论。[22]参见周叶中：《党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理论与改革》2014年第6期。
另一方面，党规不得作出与国法相反的规定，尤其不能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律的规定。[24]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方针，立法机关要严格按照《立法法》制定法律，逐步建立起完备的法律体系，使国家各项事业有法可依。[11]参见严存生：《法治的观念与体制——法治国家与政党政治》，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7～18页。四、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的。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奠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社会存在说。这也就是2018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原因之所在。
[27] （4）法学教育市场化明显，经济利益驱动过大。[22]依宪执政有助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也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法治化。
我们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环节：首先，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26]《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网，2018年6年20日访问。因此，国家政权的建立与稳定是法得以平稳创制的前提条件。[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然而，政党也有可能造成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特别是在野党强烈反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或各政党联合反对国家重大事项决策时，如何处理政党之间的矛盾或如何处理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的僵局尤为重要。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国家治理方面以仁为本、德主刑辅、重视法的教化价值等内容在后世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被不断地继承和强化。
其次，确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其次，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目标。
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法学教育市场化也日益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14]参见迟方旭：《马克思主义法学散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1页。
‘中国特色表达了我国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风格，表明我国法学理论体系与其它国家法学理论体系的国别差异。这一基本方针鲜明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政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因素，公平正义是法治社会最基本的要求，而这种公平正义能否实现取决于政府的行为。[25]参见何勤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视野下的法学教育改革》，《中国高等教育》2015年第6期。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的目标，党的领导离不开人民当家作主。总的来说，平等就是社会主体能够得到同等对待和相同待遇。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面相。[16]建立法治国家，实现现代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良好法秩序，既需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权威，也需要党规、道德、习惯等其他社会规范的助力。
当然，平等不是平均主义，平等允许合理差别的存在。就本质而言，法和国家均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共同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共同反作用于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内容构成上大致可以厘定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为核心的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学科建设和法学教育理论。务实功利、崇尚实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法家推行‘以法治国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追求。
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努力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培养法治人才上做出应有的贡献。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是在批判精神的指引下突破近代法形而上学的束缚，找到建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理论基石。中国民主的特点并非是形式化和程序主义的，而是追求富强的实质主义民主，中国的民主不是强调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民主，而是强调和谐及有序参与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自由主义民主，而是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民主。专业教育与职业需求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法学教育这个供给侧，无法有效提供法治人才的供给。
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关键和核心，标志着党领导人民对国家进行管理时，必须将依宪治国作为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在这中间，我们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创制了具有一定系统性的法学理论体系，而所有这些都建立在能力进路的方法论上。
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民主是在批判和继承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都体现了现代政治的文明价值。中国最早的依法治国思想源于法家思想。
《决定》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构成的第二板块就是：从目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出发，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行论述和部署。[1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8日。
